屿城临海，台风季来临前，总是先有三天温柔的风。风从东边海上来，带着咸味，把整条老街的榕树吹得沙沙响。江屿在这座小城里开了七年书店，店名"潮汐"，取自他祖父临终前的那句话：“人跟人啊，也像潮水，退了还会回来。你信不信，由不得你。”
那时江屿二十岁，刚从美院辍学回来，抱着祖父的骨灰盒，在老街尽头盘下这间不到四十平米的小铺。七年过去，木质的书架被海风吹得发亮，角落里那只总比标准时间慢三分钟的座钟一秒未修，窗台上永远晒着一束干海芙蓉。唯一添的新东西，是收银台后面那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，封面上他用毛笔写着五个字：“给陌生人的信”。
那是他的怪癖。每隔几天，他会在上面写一段话——写某本旧书里掉出来的情书，写半夜涨潮的声音，写忽然想起的某个故人。来店里的人可以翻看，也可以提笔留下自己的话。七年里，本子写满了三册，最后一页永远空着，等下一个人。
七月的一个傍晚，风铃被风吹得细碎作响。林朝夕推门进来，手里拎着从码头带回来的湿塑料袋，里面是两只螃蟹和一把刚捞上来的小海螺。她二十三岁，比离开屿城时高了半个头，眼睛还是和十二岁那年一样亮。
"还好你没搬走。"她说，像是终于把悬了多年的某样东西轻轻放下。
江屿从书堆里抬头。他当然认得她。十二岁那年，他们在这条街上追过一只走丢的橘猫，追到码头，猫跳上渔船跑了，两个人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。十五岁她家搬去省城，后来偶有消息：她读了海洋生物学，去了南方的城市做研究，很少回来。他从不主动联系，只是每年台风天会多看一眼海，想她那边是不是也在刮风。
"你回来了。"他说，声音比风铃还轻。
"母亲身体不太好，我请了长假。"林朝夕把塑料袋放上柜台，目光扫过满墙旧书，“这些书……还是老样子。”
那之后半个月，她几乎每天来。有时买一本旧诗集，有时只是坐在窗边看海，把母亲的汤药时间记在手机里。江屿依旧话少，只在她离开时递上一杯温热的陈皮水，水是从后屋小灶上煨着的。
他们之间慢慢长出一种安静的默契。她在他修书脊的时候讲码头的潮汐表，讲哪种螺在退潮时最多；他会在她走后，把那只慢三分钟的座钟偷偷拨快一点——其实他一直知道它慢，只是舍不得修，那是祖父临终前最后碰过的东西。可她回来后，他忽然想把时间"准"一点，好像这样就能多留住些什么。
安静在第八天夜里被一场暴雨打破。林朝夕冒雨跑来，浑身湿透，说母亲摔了一跤，她慌得忘了带伞。江屿二话没说，抓起雨衣陪她回去。那夜他在她家客厅的藤椅上坐到天亮，听她讲母亲的病，讲这些年一个人在外地租房子、做实验、连生病都不敢告诉家人的不容易。
"你那时候，是不是也喜欢我？"天快亮时她忽然问，声音很轻。
江屿看着窗外的雨，良久才说：“我不敢想。你走得太远了，我怕一伸手，连现在这点念想都没了。”
她笑了，伸手碰了碰他放在膝上的手背：“可我现在回来了。”
可误会总是比坦白来得更巧。第二周，林朝夕远远看见江屿在码头边和一个年轻女人并肩站着，两人有说有笑，女人还把手搭在他肩上。她什么都没问，此后几天没再出现。江屿发消息，她只回"忙着"。
直到周末，江屿直接找上门，身后跟着那个年轻女人——他表妹，从北方来度假，正巧撞见他修书，闹着要学。真相摊开，林朝夕耳根红了半天，把脸埋进他肩窝里，小声说：“我好像，比以前更在乎你了。”
风暴过后的清晨，屿城恢复平静。江屿做了一件事：把那只慢了七年的座钟第一次送去城里老师傅那儿，请人修好。当指针精准走过十二点，他给林朝夕发了条消息：“时间准了，你来不来？”
她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个新的牛皮纸本，封面上她自己写了字：“给江屿的信。”
"我也写。"她说，“从今天起，这本只写给你一个人。”
江屿翻开第一页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“潮汐退了会回来，你也是。这一次，我们都不走了。”
那年秋天，屿城的台风比往年少。书店生意依旧清淡，但窗台上的干海芙蓉换成了新鲜的，座钟走得一分不差。林朝夕的母亲渐渐好转，她留在屿城，在码头边租了间小屋，做潮汐观测的志愿记录，偶尔也来店里帮江屿整理旧书。
有人问江屿，开书店七年，最赚到的是什么。
他想了想，指了指窗边那个正低头写东西的姑娘：“是终于敢把慢了七年的钟，拨回现在。”
风铃又响了。林朝夕抬起头，冲他笑。
这一次，潮水没有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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